12月31日深夜,南京寂静无声,通过飞机窗外看不到灯火。作家迟子建匆匆从北国赶赴南国,迎来2019年第一场雪。

2019年1月1日是迟子建作品《伪满洲国》再版发布的日子。这是她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,长达70万字。在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举行的分享会上,迟子建与作家格非、毕飞宇,批评家何平、《钟山》杂志副主编何同彬等人一起参加了这场文学讨论。

迟子建

“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”

迟子建认为,《伪满洲国》是她一本“跨世纪的小说”。这部长篇的筹备起始于1998年,写完以后正式出版是在2000年,初版是在作家出版社,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版本。在后续的十多年里,这始终是她个人写作历史上格外看重的一部长篇作品。

在格非看来,《伪满洲国》称得上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。“我觉得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。很多人觉得20万字以上30万字以上就是一部长篇小说,我从来不这么看。”

“比如说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从我个人意义上,它不是长篇,因为它的主题非常单纯,它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构架。现代中国文学史里面最有长篇气息的作家是茅盾,他的篇幅其实并不长,但它的构架是长篇的构架。”

什么是长篇的构架?在格非眼里,迟子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篇小说作家,尤其是她对具体人物情感的描述,和当地东北那么多的风土人情,所有的地理、气侯,所有的全部集中,构筑成一个庞大、瑰丽、神秘的地方风俗史和社会史。

“历史小说写作跟写一个虚构性的长篇小说完全不同,因为历史就摆在那里,你需要做大量的功课,需要建立一个规律的规范。”格非说,他发现,迟子建在写作时做了大量的案头的工作,读了非常多的书。她整个写作的过程中关注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,视野非常开阔。

“跟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是,作家会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存方式,不仅关注宏大叙事,更关心小人物跟历史之间的关联。这个是我读她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有认同感的地方,这也让我肃然起敬。”格非说。

格非

“将小说的每一个细节凝练成一朵花”

写《伪满洲国》的时候,迟子建居住在哈尔滨,每天完成写作后她离开房间,有一种恍惚感,她突然觉得自己变身成笔下的人物:李香兰、沈雅娴……她分不清自己是在那个年代还是现在,周围游动的好像都是那个年代的影子。

历史小说涉及到的细节繁多。迟子建关注宏大时代背后的每一个细节,大到烟馆和妓院,小到秧歌的扭法。她写当铺,写人们什么时候来,当票什么时候开,死当怎么处理;写来当铺的人如何心事重重,典当的物品又如何通过高高的柜台,从下面递到上面,里面的人又是用怎样的眼神,俯瞰着来当铺的芸芸众生……

“每一个细节的背后,一朵花的背后都是一棵大树,要把这些树叶都看到了,才能从你的细节里面凝练成一朵花,放到我的《伪满洲国》。”迟子建说。

在毕飞宇看来,《伪满洲国》宛如一曲描摹历史的史诗。在中国,史诗可以分为两种类别,一种是《三国演义》,一种是《红楼梦》。在他看来,《红楼梦》式的史诗更有价值,因为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所处理的事件,所处理的人物在历史上已经被命名过了,作家所做的不过是组装,这样的史诗的作用是呈现历史。但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任何一个人,任何一件事情,除了园子里的树木以外,石子以外我们看不见,它的历史文化,需要作家凭空命名,并使用文字模拟和重塑。换句话说,《红楼梦》的价值不在呈现,而在于创造历史。

“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就在这里,他不能创造一棵树,不能创造空间和时间,但他可以创造历史。”毕飞宇说。“历史为什么要创造?因为历史特别容易被淹没,特别容易被遗忘。”

“在我看来,《伪满洲国》最出彩的地方不在于它呈现了什么,而在于她通过大长篇,史诗般地创造了只属于她的历史,就这一条,《伪满洲国》就了不起。”毕飞宇对迟子建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毕飞宇

“文学伴随我,跟随我,安抚我”

今年,迟子建已经55岁了,距离她的写作生涯开始,无数岁月已经飞逝。在毕飞宇看来,她的写作宛如拿一把榔头或者凿子在那里打石头,把石头一块块打落下来后,再打再落。通过一个一个汉字,一个一个作品,把自己落成了一个丰碑。

迟子建回忆,她的童年在故乡北极村,世界就是这么一片方圆之地。当她成年以后到过了很多的地方,见到了更多的人更绚丽的风景以后,回过头来看世界还是那么大,它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。

“我只不过一步一个脚印这样走,我最后归于我的土地。至于任何的评价体系对一个作家来讲完全是不重要的,因为一个人要活着,尤其像我这样的女人活着,是需要文学作为伴侣的。我对这个伴侣的要求只是陪伴我的人生,它能陪伴我好好的到80岁,我会说生命万岁,文学万岁,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都挺好。”

“在我生命中,有一支无形的笔伴随着我,跟随着我,安抚着我,我觉得远比外界的荣誉来得更为美好。我颈椎不好,戴任何的桂冠对我来说都是负担。”迟子建坦言。

首页时政